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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大营遗踪

浏览量:31 次 发布时间:2018-11-25 02:19 编辑:四川 来源:官网

 

在构成武陵山边墙的众多哨、营、汛、碉、堡、卡等军事设施中,正大营相对显得重要而特别——早在明、清之交,其特殊地位和历史作用即发生过三次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转变:本名“甘棠”的正大,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9年)始成湘黔边区军事重镇,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在铜仁府内设抚苗道并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将理苗同知移驻于此,正式成为封建统治者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的一块“实验地”。这一时期的抚苗道、理苗同知都是铜仁知府辖下的一个部门而不是行政区划单位;清雍正八年(1730年)将原驻正大的理苗同知移至松桃后改为松桃厅,苗区始有一个有固定范围的行政区划,其后先后衍名松桃直隶厅、松桃县、松桃苗族自治县。

重要军事据点

 

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湖南凤凰县交界处的正大营,与铜仁市碧江区毗邻,自远古时起就一直是“红苗”活动的核心区,历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武陵地区苗蛮民众的控制,不断进行武力征讨。据《苗防备览》载,从汉代伏波将军马援攻五溪苗蛮,至元末,中央王朝实施的军事行动达一百三十余次;自明立至万历年间的二百余年,征剿活动更高达三百多次,使得分布在两湖-带的苗民首先被征服,并接受管辖。湖北提刑赴鼎在宋熙宁初年(1068年)向皇帝上书中就说:诸蛮荐饥,洞酋残刻,群思归华。这一部分“思归化(化)”的苗民被称为“熟苗”,而进入松桃坡东及腊尔山不服王化的苗民则被称为“生苗”。对于前者,官府予以编制户籍,强迫交纳赋税;对于后者,在反复征讨无果之际,宣布“蛮夷内附无益,徒耗中土,宜择土豪立为酋长,借补小官,以镇抚之。以蛮制蛮,损虚名而收实利,策之上也”,派出人员在“熟苗”头人引荐下深入“生苗”地界,导找头人委以官位,实行羁糜统治,“羁糜者,以笼络之策,自外约束以不使心生异意也”。为防止“生苗”和“熟苗”联合,官府采取了一系列隔绝惜施。《明史·列传第五十四·肖授》载:贵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苗民出掠,授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分兵以戍,贼不得逞。这时设置的二十四堡,其中就有“甘棠堡”,地点就是后来的正大营所在地。作为重大军事设施,正大营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六年,原为土城,后改为土、石结合镶砌的墙体。万历本《铜仁府志卷之八·兵防志·营哨》载:正大营,原名甘棠,万历三十年总兵陈璘改今名。名色把总一员,头目二名,夭仲兵一百三十一名,苗兵二十名。至官舟宫十里,至府七十里……正大营,把总一员,岁去粮银一十四两四钱;二头二名,岁支粮银二十一两六钱;兵一百三十一名,岁支粮银四百四十两一钱六分;守路苗兵二十名,岁支粮银六十七两二钱。从历史文献可以看出,正大营及周边地区在明代中后期虽然地广人稀,但由于地扼“红苗”腹地,该营驻军当时即已近160名,说明其重要的军事意义。

 边墙关键节点  

万历四十二年起,辰沅兵备道参政蔡复一主持修建上迄铜仁滑石营,经松桃境内豹子营、才都营、正大营至湖南凤凰雅拉营、长冲营、吉信至镇溪所(吉首),全长300里的一道连续性防御工事,史籍谓之“边墙”;明天启二年(1622),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又主持修建了从镇溪(现湖南吉首)至喜鹊营(在湖南保靖县境内),全长60余里的边墙,使边墙总长达360多里。据考证,就建筑样式和结构而言,边墙不同于北方的连体状长城,也不是式样单一的个体建筑,而是由大致分布成带状的各式各样的营、碉、哨卡、烽火台等设施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营”,它既是军事机构所在地,也是建构严谨的军事设施,四周均有围墙,墙高一般在八尺左右,基厚约五尺,墙体上有箭垛、枪眼,间隔不远设有炮台、哨卡;建构方法有夯土板夹墙、石砌墙,也有依托原生巨石、绝壁而建的防御体;墙体材料或利用悬崖峭壁等天堑险阻于近石处砌石墙,甚至于用荆棘筑围栏蓠蕃;所用劳工多为戍边士卒和当地百姓。如此一系列营、碉、堡、哨等军事设施构成的武陵山边墙,相互呼应、绵密相连,自成险阻。正处由南向北、再由西拆向东关键转折处的正大营边墙,由北向南依次有才都营、豹子营(大兴)、马脚营、黄合营、亭子关、滑石营,由西向东依次有官舟营、阿拉营、凤凰营、乾州营,一直延伸到湖南保靖县的喜鹊营,不仅自身是一个庞大且功能完备的军事工事,在其西北、东北、正南的山坡上,皆建有大量碉堡,仅是西南角来龙坡上,至今仍可见十多处碉楼遗址。碉堡底座通常8米见方,碉顶6米见方,墙体多为不规则石块砌成,墙高5~7米,内侧有行道。除连绵不断的武陵山边墙而外,以正大营为中心、半径不足5公里的范围内,周边尚构建有河界营、地堡营、地架营、三宝营、盘市营、黄会营、柳都营等大型军事设施,构成了一个密集的碉堡群落。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大营改建石城工程完毕,城垣高1丈2尺,收顶8尺,周围335丈,东南西北四门分别称为“升恒门”“遵化门”“宝城门”“迎恩门”,并分设炮台,各配台炮一门;城垣有垛口,城内屯兵最多时超过400名。

   行政中心  

《铜仁地区通志·公署》载:在铜仁府知府署东北面,旧为铜江书院。明正统元年(1436年),由提学副使毛科始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改为抚苗道署。《明实录》载,明嘉靖二十三年五月,都御史万镗剿平腊尔山苗民造反后,向朝廷所陈《善后七事》中就有这样的建议:当选参政一人,令各抚苗夷。次年,设分守思仁道抚苗,驻铜仁。《铜仁府志》(万历本)载,贵州总督张岳上书朝廷,请求设置抚苗通判一职,明嘉靖三十一年,裁撤该职。《明实录》载:明万历十四年六月十日,云南道御使毛在提出:铜仁苗情难制,故抚之不足而用急于兵,宜改驻兵道整饬之为便。思南土司易驯,故兵无所用而道在于抚,似宜改驻抚苗道安戢之为便。从上述文献内容可知,抚苗道是设置在铜仁知府属下的一个专门机构,职能不是“剿苗”而是“抚苗”。职权范围不局限于正大营辖区及后来的松桃苗族自治县区域,而是包括了思南府、石阡府辖地的苗族人民生活区域。刻于明万历元年的梵净山《修路建庙》摩崖石刻,记载:都察院、都清道、抚苗道根据“印江上街里老杨再运具诉”,批示印江县派人踏看,确认梵净山“委系古迹名山”,由印江县知县“给领火牌告示帖,又重招善人开砍路道,通行朝觐,起竖庵殿”等事。抚苗道与都察院、都清道能够根据“印江上街里老杨再运具诉”作出批示,说明其管辖范围不只限于正大营一带,甚至不局限于铜仁府。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将理苗同知移驻到正大营,专门管理苗族事务。从此,苗族聚居区域作为一个专设的行政区划,正式出现了。《铜仁府志·旧志序》(民国缩印点校本)载:“自康熙四十二年,一平红苗而设同知驻正大营,雍正九年,再平红苗,以正大同知移驻松桃,乾隆六十年,又平苗而改松桃为直隶厅。” 其实,在清朝中后期,特别是平息乾嘉苗民起义后,管理苗区事务的官员在思想上有了较大的转变,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凤凰厅同知傅鼐,他提出以修边、屯田、练勇、教化堵措施并举来管理苗疆的建议得到朝廷的认可,他所推行的政策逐渐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并部分得到苗族民众的响应。距离正大乡约500米的边墙苗寨内,有石碑1通,青石质,方首,抹角,髙210厘米,宽120厘米,厚15厘米;额题“永垂千古”,每字 14厘米见方;素面,楷书阴刻,共16行,满行18字,共计250余字,每字约1.8厘米见方。何廷章撰文,张大才书。立于清嘉庆八年(1804年),现保存完好,对研究正大营、边墙历史及周边地区政治、军事及经济具有一定的价值。

  永垂千古    

正大营中苦无井,距城数里之边墙苗寨,有山泉涓涓一滴,居民远赴取汲甚艰。今春,观察周公炜防边驻节于兹,侧焉悯之,遍访泉脉,欲事疏凿。小山沈次尹告称:“闻亡父老,边墙寨向有泉眼,水发时可通至北门,城边两井终年不竭,后渐淤塞,已四十余年。因民、苗情不甚洽,重于开挖,两废井仅存,无祷良策也。今营属苗情驭顺,与民耦俱无猜,山灵其行公以济民困矣。”观察闻言,即传集民、苗人等,亲往相度,捐廉鸠工以濬之。沈次尹董其事,未乃数尺,泉水涌出,浸淫于两山之间,乃筑高堤以蓄其势,遂成巨塘,溢流沟浍,而北门盈盈不竭矣。一时民、苗欢声沸腾,无不感颂周公文德,兼称沈次尹之贤也。因名其泉,以忘不朽。金筑何廷章谨识张大才敬启。嘉庆八年癸亥立春后三日 石碑所在的边墙苗寨,是一个住户将近100户、人口约450人的苗族村寨;碑中提到的周公泉,距正大营400多米,在清王朝镇压乾嘉苗民起义之后,扩建了正大营,加派驻军,并将贵东道移驻正大营。上述石碑清楚地记述了正大营内饮水困难,而相隔不无的边墙苗寨有山泉,嘉庆二年,驻节于正大营的观察周公令人打通泉水,疏通沟渠从而解决民众饮水困难等事。当年开凿之泉,所筑之塘、修建之堰,面积约200平方米,水渠2条,总长700多米,至今仍是当地人民饮用及灌溉的重要水源。由此可见,深入苗疆腹地并一直不破不废的正大营,在历史上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营盘,也是三百多里武陵山边墙的一个重要节点,其重要性体现在既是一个军事设施,更曾是一个政治中心。正大营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突出表现在它曾是唯一一个“理苗同知”机关所在地,是当时铜仁府的一个工作部门,专门管理苗族事务,与近在咫尺的苗王城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形成了既对峙又协作的关系,实现了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官府同管共治苗区事务的特殊现象。正确认识这一现象,深入挖掘正大营特殊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提升苗王城文化旅游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吴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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