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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唤醒

浏览量:34 次 发布时间:2018-12-01 05:22 编辑:卢松松 来源:四川新闻

故乡和英俊的作者

每回石阡,这个我生长的小城都陡然跳出窠臼,呈现新的光华。然而无论怎样拉开距离,升腾在内心的总是一些生活洇染的戚容,还有一些熟腻。然而还是想回家。家其实是一个长满指甲花和狗尾巴草的小院,还有一口水井。它很小,也很荒凉,可我觉得它又大又繁荣。人家院里的李子树总是伸过花枝来,花枝上有瓢虫花瓣下有蚯蚓。

韩太国先生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地方,开发心智启人悟性。这样的地方,培养了人的灵性,让人保持了一份接近事物本质的纯净直觉。

韩太国先生毕业于铜仁学院。韩太国先生的著作还不算多,但是,他的著作一个朋友说值得一读。——其实我更想说的是,韩太国先生纵然出生在六十年代,然而他却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这应了那句话:革命人永远年轻。他的英俊不是偶像型的英俊。一个有梦想的人的英俊是那种更具可持续性发展的英俊。

两部长篇小说

长篇小说《独木桥》2009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故事说的是在龙川河畔的燕子山脚下有一村庄,村庄里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柳,四口人,这柳姓人家的祖辈曾参加过号军起义。这柳姓人家的主人名柳一,两个女儿,一个名园园,一个名柳柳。主人公便是柳柳。改变她生活的是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是她父亲,第二个男人是她的老师,第三个男人是她的同学亦是她的丈夫。她和丈夫一起奋斗,一起为改变家乡作出自己的贡献。

长篇小说《枫叶红》2018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故事说的是周家四代的故事。主人公回家奔丧,发现一本发黄笔记本,记录着一串阿拉伯数字而开始故事。从民国末年——解放——六一年的饥饿——“文革”——土地下放——至今,时间约百年。一家四代在时代变迁中的奋争。主人公以旁观者身份叙述着这一家四代,现在与过去交替叙述,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生活。

关于长篇小说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要看作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宽广程度,要看人性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要看作品精神世界是否丰厚,要看文本的创新程度达到怎样的水平。

这就是说,我们看一部长篇小说,一是要坚持长远的审美眼光,甚至可以拉开一定距离来评价作品,避免迎合现实中的某些直接的功利因素,要体现出对人类理想的追求;二是要看作品有没有深沉的思想含量和文化含量,有没有这样的深度,特别要看有没有体现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根基;三是要看作品在艺术上、文体上有没有大的创新,在人物刻画、叙述方式、汉语言艺术上有没有独到的东西;四是长篇小说是一种规模很大的体裁,所以有必要考察它是否表现了一个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心灵的发展和嬗变的历史。

或许以上述的眼光来看,韩太国先生要走的路还很长。但是只要走谁的路都很长。

韩太国先生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布满了梦想和伤痛。是一个祷告与救赎的故事,流淌着残酷、悲悯与温情。作品呼应和表达了现实社会与过往历史的矛盾焦虑。作品摒弃了乌托邦,这其实包含了作者精神救赎的复杂内容,缓和叙述中烛照人心,求证生命个体的幻想。

两部长篇小说在一种朴素的书写里,暗藏着一种通透的性命哲学,也渗透着一种内在的知性感情和洞察世界的温润力量。

这是一个爱得热烈和恨得残酷的故事。这是一部关于心灵和道德的作品,流淌着平庸、日常的心绪,蕴含着诉不尽的温情与关爱。

两部作品既传统又现代,既写实又高远,以精微的叙事和绵密的细节,成功地仿写了一种远去了的生活,并对中国女人的矛盾和迷茫作了充满情怀的记述和解读。喧嚣中藏着哀伤,热烈中藏着寂寥。

两部作品让我们在世俗的生活中,对人类的生活境况和精神境况这个沉重话题予以关注。或许,对那个时代予以历史眼光的理论透析可能为时过早,但感性化的描述早已成为可能。不避尘埃,让我们经受迷惑和考验。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开拓出丰富深长的心灵空间。

伟大的作家

《独木桥》《枫叶红》写的都是关于女人的故事。一个女人生命的故事无疑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故事。

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正视苦难,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解构。获得了这一高贵的精神立场,他们就有可能为如何获得拯救提出自己思虑后的结果。伟大的作家必定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坚持向苦难的深处走去,他们相信阳光必将朗照大地。他们总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出良知、见识和勇气,表现出一个高尚的知识分子的人格。

文学的本质是要廓清什么是正直、善良、同情和怜悯,文学的本份是要用情感的力量覆盖、诱导和煽动人们心底潜在的美好渴望。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在用自已的作品庇护人们、慰藉人们和纯洁人们。

知识分子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文化名人,从屈原到曹雪芹,由于真诚和坚强使他们都不融于世俗社会。一种放弃责任良知、退守个人生存空间的世俗化选择,从来没有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取得过道义的合法性,因而也没有成为过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主流选择。

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历史转型,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裂变。对个人欲望的承认取得了道义的合法性和操作的现实性,要拒绝这个游戏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游戏面前,良知的抵抗,人格的坚守,都变得异常艰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新的历史语境。这种挑战在于,历史转型建构了另一种与他们精神根基抗衡的价值体系。知识分子有了精神退路,有了世俗化的理由,他们不必感到心灵的压力和自责。更何况如今也丧失了那种讲究精神高洁的社会氛围。

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末完成了走向世俗化的历史转变,这是一种陡峭而又平滑的转变,就像河流中的瀑布,高洁、淡泊、旷达、从容,纷纷惨遭解构。

这就像恩师钱理群先生所说,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精致的利已主义者”。这话在今天的中国都市或许是正确的,但在我的故乡,在石阡那样僻远的一偶,很多人过得并不精致,似乎也不利已,文学是他们生命全部的梦想。这样的人应该尊重,他们是中国传统文人人格操守的继承者,他们亦是今天中国社会制衡的一种力量。

读得懂的理论

近些年的中国小说给我们一个总体感觉是:不忠实于人生、社会和历史经验的深层。这种文字以自我为中心,拼命打扮自己,最终导致文学仅仅成为自我发泄和自我表现的工具,失去了自足的有机实体本质。

应该说,韩太国先生是觉察到这一点的。作为对那种文字的反拨,这两部作品表现为不动声色,表现为淡漠的、局外的、相对的创作态度。这种除却铅华,不动声色的冷处理,恰恰达到了文学与生存状态的同构。对于保持文学坚卓而富于弹性的生命,作者这种抑制激情的语言态度是更为有力的。

真正的文学是空手入白刃。这既是对作家敏感度的考验,也是和读者平等交流的姿态。韩太国先生讲述的故事是以简御繁的,它仅凭自身平淡寡味般的语势,突然将读者引入他的情绪效应中。在提炼文学的浓度与密度时,这种文字面临的困难是更为巨大的,因为在表现上略失稳健,就会落入一泻千里的深渊。它没有什么凭恃,只有最终的凭恃——文学。这种对文学的处理表现了作者的底气。

《独木桥》《枫叶红》是世俗生活中一道温暖的光亮,是对我们梦想的一种唤醒。(龙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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